日前，我的一位朋友披星戴月地读了一整天，终于读完了那本曾产生一定影响的《清代哲学》的第十九章——戴震的人道哲学。他说，作者王茂先生当系辜鸿铭式的“真读书人”，因为恪守吴晗治学信条——“无一字无来历，无一事无出处”，必定会用“事实”说话，随之也会产生“征引戴著过多”的问题。由此，导致“文白相夹”，出现“一文两言”局面——引文多系文言，王言纯为白话。读后，虽受益匪浅，又“累”得够呛。
读书的本质，是一种让作者与读者直接“对话”的过程。读《清代哲学》类“述”“作”兼备的学术专著，实际上是让读者一会儿得用文言与古人交谈，一会儿又得用白话与今人沟通，叫你在有限的时空内，同时扮演两种角色。所以，长时间地读这类书者，几乎都有“累”的感觉和“难以招架”似的“淡淡的哀愁”。“难”在要今之“真读书人”，须在两种不同语境下，也就是在“腹背受敌”情况下从容应对，做到“水来土掩，兵来将挡”。客观上，加重他们负担。
在明代思想家吕坤看来，人有“拙诚者”和“机巧者”之分，他坚信：“机巧不如拙诚”。面对“五四”以来新变局，尤其是面对以“国家级论文”“评”职称的新变局，“拙诚者”只好“认命”，仍在一字一字地“啃”一半是文言、一半是白话类的书，无异于恩格斯当年“啃”“杜林论”式的“酸果”，即使偶有所得，当费了“牛劲”，实是“事倍功半”。它们尽管落了个“真读书人”之“美名”，但不一定能“评”上职称，说不定还会被人讪笑为“迂腐”、“拎不清”。然而，对“机巧者”（赵树理管它叫“心眼灵动者”）说来，可就便当得多，——他们或“巧借”或“移植”，近如《中华读书报》上所说的某名教授与某名作家的作派；或让自己部下中有“两把刷子”者“代劳”；或“直奔主题”地到“市场”上雇佣同样是“心眼灵动”的“新大学人”捉笔代刀——一手交钱、一手交货地“创造”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新“书话”。现在有些人的“高职称”及“高文凭”，据说就是这么得到的。龚书铎教授所关注的“士习”，衰恶到这步田地，当非一日之寒和一种因由。但与“文白相夹”之书、文难读，也有关涉。追根溯源，“五四”批孔废经过了头，是难辞其咎与难脱干系的。
如今“真读书人”，正陷入不读不行、读也不行的“两难”境地。大众传媒一浪高一浪地刮“减负”风，是当下教育上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按“理”说，要想“减”学生“负”，当须先“减”先生“负”。但对大多数治文史哲的先生说来，想说“减负”不容易。
（合肥联大中文系 张先贵）
 |
